电视剧《扫黑风暴》未删减完整版全集免费观看

绿藤，堪称中国版“哥谭”。

《白夜追凶》《心理罪》《十日游戏》《在劫难逃》的故事，皆发生于此……这里有人性的沉沦与隐秘的罪恶，也有不会缺席的正义光芒。

随着《扫黑风暴》热映，民风淳朴的绿藤市又现新案。相比于以往案子的奇诡路线，这次的案件真实得让人触目惊心：

督导组为麦自立失踪案而来，他的妻子却在向督导组申诉的路上被杀害；

医美机构贩卖容貌焦虑的同时还干着诱骗贷款的买卖；

经营涉黑夜总会的富二代是用整容逃脱法律制裁的杀人犯和强奸犯……

“真实案件改编”让观剧者更加触目惊心，但同时，本片导演五百曾说过，《扫黑风暴》最大的困难也是“真实案件”。

为了避免纪录片式的刻板和过度的戏剧冲突，在创作团队的努力下，真实案件的残忍被部分虚化，犯罪人有了更立体丰满的形象。

观众以为自己看到的是被艺术夸张的故事，但真实的案件远比影片中的几个案例更加鲜血淋漓。

富二代孙兴是影片中恶的代表。

他恶得直接、恶得凶狠，比起高明远利用官商关系大肆敛财的“高级犯罪”，他的行为更有冲击性。

他的原型是2020年被执行死刑的孙小果案。

孙小果案发生在1994年，但当他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女孩轮奸至死、被判处死刑后，竟然几乎未在监狱服刑，就靠着“关系网”、“保护伞”改头换面在社会上继续作恶。

直到2020年，一场迟到的死刑才结束了这个案子。

而幕后大BOSS高明远的原型人物，是2年前震惊全国的“文烈宏涉黑案”中的长沙黑老大文烈宏。

高明远丝毫不将伦理、道德、甚至法律放在眼里。在“保护伞”下，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一口气犯下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绑架罪等数十项累累恶行，令人瞠目结舌。

可以看出，在这些涉黑恶势力案件中，整个社会都是受害者。

无论是对直接被害人的损害、对社会秩序的迫害、还是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消极影响，都是任何一个社会所无法忍受的。

我们看到，法律顾问李成阳的书柜里摆放着满满当当的法律图书。因为，“扫黑除恶虽然是政治行为，但落实下来，最终是法律行为。”

扫黑从刑法条文的角度解读很简单，是打击组织、领导、参与、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侵犯人身罪、侵犯财产罪、扰乱社会社会秩序等罪名的赎罪并罚。

但是在看了《扫黑风暴》中那么多违法行为后我们才知道，扫黑是法律与黑势力的一场复杂的正面交锋。

黑势力的猖獗、扫黑之艰之难，在于“法律之上”“法律之下”，乃至于“法律之外”。

且听小北从刑法格言的角度，为大家慢慢道来。

作为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局和政法综治信息中心下场指导的影视剧，《扫黑风暴》不光在结尾用执法记录片的片段将观众从绿藤市虚拟的恶拉回到现实，还用浑厚的画外音给作品设定了不同以往的“大格局”。

第一集，中央第三十六督导组进驻绿藤市开展下沉式导工作，虽然绿藤市的几位官员把欢迎督导组的自助餐吃出了几分波谲云诡，但督导组的领导还是给了观众莫大的信心——有魄力、有能力、有魅力。

“犹如一潭死水的绿藤市，迎来了一缕曙光。这也意味着，绿藤市黑与白之间脆弱的平衡，被彻底打败了。”——《扫黑风暴》第1集画外音

督导组的出现与其说是对正义一方的强援，不如说是给了绿藤市失序的社会治理状态一个回归正轨的破局之点。

扫黑，尤其是涉国家工作人员的扫黑行动，不仅仅是侦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更重要的是，重申法律的权威，将涉案人员利用职权进行的干扰法律正常运行的行为从政府权力中剥离出来，使公众重新认识并接纳法律的正义与平等。

法律之上本不该有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没有站在法律面前的人呢？

高明远，绿藤市只手遮天的“成功人士”，故意杀人、强奸、行贿、伪造身份证件……他的特权让他破坏了法律面前的平等，而这种破坏会造成绿藤市整个法律体系的崩塌。

所以死者麦自立的妻子薛梅在126次申诉无果后，只能选择“拦路喊冤”这种本不该出现在现代社会的救济方式。

悲哀的是，无论她是不是有被法治理念所鄙夷的“青天情节”，向督导组求助都变成了她最后的希望，而本该在法律秩序之内帮助她的人，在稍后却出现在了幕后黑手的宴会之中。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使是在法治社会，也总有人铤而走险，耸人听闻的案件背后总有或情感，或财产的纠葛，于是就有了关于犯罪与利益的种种论断。

比如，“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人。”这意味着犯罪与利益之间至少有两种关系：“一方面，犯罪人是为了取得利益而犯罪；另一方面，犯罪行为都侵犯了他人利益”。

透过法律的滤镜，“利益”被符号化为法益、犯罪对象、犯罪动机，对于学者而言，这没什么问题，甚至抽象化的过程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而对于陷入其中的社会成员而言，法律本应该经由执法者被转化为真实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足够公正的支持，或者施暴者中包含了执法者时，个体所面临的痛苦和绝望会推及整个群体。

《扫黑风暴》第5集，专案组终于找到一位愿意沟通的受害者，但他拒绝作证，甚至因畏惧作证而跪求办案人员。

剧中，专案组在追查菜霸案时受到多方阻挠，“受害人无人敢反抗，无人能反抗”。

有部分网友评论说该剧对犯罪人的描述过于简单，夸张了其中的“恶”，但事实上《扫黑风暴》的背后的案例远比剧中更触目惊心中。

杨冬等人的原型——黄氏家族，在昌江地区横行30余年，非法控制和垄断了当地的铁矿、混凝土、石场、砂场、废品回收、娱乐场所、农贸市场、啤酒销售、烟花爆竹、土建工程、摩托车销售、典当行、驾校等多个行业、领域。

2020年3月，“昌江10·26”案二审宣判，主犯涉案罪名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伪证罪等，共计16项。

涉案的196人中，不仅有黄氏家族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更有包括公安局局长、政委，检察长，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内的7名当地官员。

“成文刑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正义不认双亲，只认真理。任何人都能拥有正义，但不能出售正义；同样，正义不可用金钱购买，用金钱购买的正义最不公正。”

打黑必反腐，应该而且已经成了一个硬标准。之所以如此强硬，正是因为“保护伞”对社会的伤害是建立在法律之下的，甚至是以法律之名作出的。

一方面，这会让社会成员对法律本身产生疑问，当他们所看到的执法人员与他们心中的公正形象相去甚远，他们很难再对法律产生由衷的敬畏。

另一方面，这对年轻执法者职业荣誉感和职业理想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当群体中普遍存在越轨现象时，资历较低的群体成员是很难自主遵从更高标准的行为准则的。

鉴于腐败之于社会的伤害之大以及之于执法者群体的蔓延性损伤，对于腐败的查处力度之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绝对主义理念的经典表述，对应报应刑，意在说明刑罚的存在在于恢复正义；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相对主义的经典表述，对应目的刑，意在说明刑罚是是为了预防或威慑。

无论是报应还是目的，都是使社会关系从法律之外来，到法律之外去。

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工具，法律终究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目的。

社会治理，终究要将眼光放在法律之外。扫黑除恶、打伞破网自然也是为了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

2021年全国扫黑办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大型政论专题片《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通过对涉案人员的访谈全面而直观地展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危害以及打击犯罪的根本目的——

为了国泰民安。

有人说港片最后的辉煌是《无间道》。

《无间道》后，反映“黑帮江湖”的恩怨情仇的“黑社会”题材影视剧，逐渐向扫黑除恶、向展现“情理法冲突”的理性探讨倾斜，更具有警示意义。

一方面，是从“帮派”到“公司”的组织犯罪的进化；另一方面，也是影视作品贴近现实的转变：

简单来说，是因为国民规范意识变强了。在以秩序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情境中，影视作品既是司法裁判的投影，也是对社会冲突处理的预演。

这有点像一种关于梦的解读：在脱离原始社会之后，人类很少有机会面对狩猎和被追捕的困境，但是生存的本能让人类必须学会解困之法，于是就以梦境的形式反复练习。

影视剧里演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就如同梦醒之后百般懊悔自己跑得不够快进而提醒自己遇到危险一定要立刻逃走一样，是在警示关注作品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越过法律的底线。

法律的存在意义在法律之外，而法律制度只能建立在国民的规范意识之上，缺乏社会环境支持的理念化的讨论和孤立的条文是无意义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

法律人在为此不懈努力，值得高兴的是，越来越多具有更广泛社会影响的影视作品是在传递更正面、给予公民更多信心的价值观、法治观。

最后，借导演的一句话，与君共勉——

“致敬扫黑英雄也请相信国家对扫黑除恶的决心，正义真的不会缺席。